杭州股票配资公司实施主体向我抱怨高女士反复无常

“法官，我能抱抱您吗？”我点了点头。那个拥抱结实、短暂，却充满了千斤重的信任与释然。“我父母终于能回家团圆了”话音落时，连日积压在我心中的疲惫、挫败和无力，被这厚重的信任彻底融化，缓缓消散。

高女士是我审理的一起涉征地补偿行政案件的上诉人，年近六旬，鼻梁上架着厚重镜片，衣着总是整洁得体。还记得第一次见到她，她对我说：“法官，我一定要讨个说法！”

是的，一定会给个说法！可是，直觉告诉我，对于已经打了多起官司的征地纠纷，给当事人满意的说法谈何容易！依法裁判是一种说法，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也是一种说法。开庭当天，我特意通知镇政府、村委会、实施主体全程旁听，考虑到案件由征地补偿纠纷引起，庭审一结束，抱着行不行试一试的心态，第一时间组织各方调解。经过耐心的劝导与释法明理，实施主体与高女士均同意调解。

第一轮调解，出乎意料的顺畅，各方快速达成初步共识，高女士和八十多岁的父母着手选房，实施主体按照方案拟定补偿明细。然而，幸福来得没那么容易，当进入“选房”“计算补偿明细”等实质环节时，冰冷的数字与复杂的政策交织，高女士对生活保障的现实顾虑、对公平补偿的心理预期，与补偿方案的实操标准产生激烈碰撞。刚刚松动的局面，瞬间再度凝固，陷入僵局。实施主体向我抱怨高女士反复无常，没有调解诚意；高女士则向我控诉补偿标准不公，不愿再与实施主体调解。

调解不成也是意料之中，毕竟相持多年的征地纠纷没那么容易握手言和，不行就当判则判。但想到八十多岁的老人还居无定所，将心比心，又心有不甘。不，不能轻言放弃，一定要再试一试！午休时间、下班途中，成为我的“第二调解战场”。我没有试图说服高女士，只是耐心倾听，听她细细算着自家的补偿账目，听她诉说对父母养老起居的担忧，听她阐释她对“公平”的朴素理解。电话那头的声音，从最初的激动哽咽，渐渐归于平静，从寸步不让的坚持，慢慢透出犹豫与松动。

终于，在一个夜晚，我接到了她的电话，她说：“法官，我们还是想调解的，父母年纪大了，希望选个大点的房子，今年把父母接过来，一起过个团圆年，满足老人的心愿。实在不行，我们同意B方案。”那一刻，夜色仿佛都明亮了些。

然而，眼看签约在即，实施主体又出枝杈，对签约程序细节提出新的严苛要求，高女士好不容易下定的决心又开始摇摆，沟通再次陷入停滞。那一刻，强烈的无力感和沮丧将我包围。当事人的反复拉扯让我不禁自问：这份坚持，究竟为了什么？是职业本能，还是某种执念？

一定要让老人回家过个团圆年！是这份执念，推着我再做一次努力。我有理有据地对实施主体进行了严肃批评，同时说服各方当事人，再搭建一次沟通平台，邀请了区司法局、镇政府、村委会、实施主体的相关负责同志到法院，与高女士一家面对面再次协商。

小小的谈话室被挤得满满当当的，气氛凝重得让人喘不过气。不出所料，开场便是各执一词的争执，高女士执着于自己的“计算逻辑”，实施主体则坚持政策规定的“补偿公式”，双方在各自的轨道上运行，拒绝交汇。

眼看又要不欢而散，我打断了即将升级的争论，“大家先别争，各自结合选定房源的面积，按自己认为合理的方式核算最终补偿总额，算清数字再谈。”会议室安静下来，只剩下计算器的按键声和翻动纸张的窸窣声。当两张写着不同计算过程、却指向惊人相似结果的纸，被并排放在桌面时，时间仿佛静止了。差距，不到十万元，而这个数额，远高于高女士最初的心理预期。高女士反复核对着数字，从疑惑到惊讶，最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：“如果是这个数……我同意。”